而是一种宝贵的多元思想

2019-06-12 02:55

比较文学的开放性要求比较文学学者具有一种探索的精神,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从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跨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到第二阶段跨学科研究、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热,都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特质。关键的问题是,在研究的视域不断开阔、研究领域与范畴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比较文学之为比较文学的特征。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梵第根等法国学派研究者期望通过实证的方法,排除审美批评,使比较文学具有科学性,从而严格限制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只有具有交往关系的文学现象才能纳入到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为此要搜集整理大量材料证明文学交流的关系确实存在。梵第根严谨的治学态度明确了比较文学独特的学科特性,回应了文学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非难,并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韦勒克、雷马克等美国学派的研究者期望通过审美批评的方法,重新确立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研究特征。“比较文学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史中而把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排除在外。我曾经多次提出争论,认为文学批评不能与文学史分离,因为在文学中没有中性的事实。在文学史的撰写中,仅对无以数计的著作加以整理和取舍就是一种批评活动,而从一本书选择某些特点来加以阐述也同样是一种批评和判断活动。企图在文学史的研究与当代文学的研究之间树起一道准确的屏障是注定要失败的。”[5]29

[5]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摘要:比较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法国学派注重事实考证的文学外部研究,美国学派侧重于审美批评的文学内部研究,但是美法学派之间的争论在于文学研究范式的差别。争论的过程中两派彼此都在寻找比较文学发展的中间道路。二者在探索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学科特点与方法上存在着共同的心态。比较文学的学科特性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机遇与挑战,保持文学性,探索生命的终极价值与世界和谐是其解决各种问题的精神基础。

[1]张沛.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18-124.

[7]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

自19世纪70年代比较文学学科开始确立到当代比较文学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反映了比较文学自建立之初就具有的开放性特征。正是这种开放性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范畴,以及学科理论不断更新。伴随19世纪文学研究的转型,文坛流行实证主义哲学,梵第根等法国学者据此确立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国界的文学关系研究,属于文学史的一支,符合了文学研究注重文学外围以及科学精神的时代潮流。20世纪50年代,以新批评为背景的美国学者,极力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使比较文学适应文学内部研究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对象上不仅注重事实联系,同时关注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更加趋向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实证考据的方法发展为综合的方法,比较文学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但是,正是这种开放性,也让比较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从简单的学派之争发展为时代潮流变革中的“比较文学危机之争”“比较文学的方向之探”。

[9]陈思和.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7-74.

[3]谢弗勒.比较文学[m].王炳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m].胡玉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李琪.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之道[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34.

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在经历了10年争论之后,各国学者基本达成共识:比较文学的关系研究中有交往关系的文学关系、平行关系的文学现象,还有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提倡运用实证、审美批评等综合研究的方法。同时,美法学派的争论超越了争论本身的意义,探索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从文学理论的研究到文化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应该何去何从成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常态。法国学派曾经主张比较文学研究内容包括“经过的路线”和“有什么物质的东西被传递过去”。“经过的路线”由传播者、媒介和接受者组成。随着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国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交往会更加密切,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从硅谷到北京,大数据的话题正在被传播。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可佩带’计算设备的出现,我们的行为、位置,甚至身体生理数据等每一点变化都成为了可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7]。当传播、媒介和接受能够成为精确的数据被记录下来时,文学交往的关系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如何分析事实材料或者数据成为新时代的关键问题。韦勒克强调比较文学的审美批评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切伟大的审美家都肯定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认为艺术往往在优越的社会中最为繁荣。他们明白艺术赋予人以人性,而人只有通过艺术才具有充分的人性。我感到文学研究应当再次认定艺术这个范围,它不应当对一切人来说是无所不包的东西;它应当回到旧有的使命上去,去理解、阐释和传播文学,现在该是把这些付诸实践的时候了。”[8]170在韦勒克看来,要认识什么是比较文学,就要回到“文学”,而文学就要表现“人性”,所以他借用白璧德的观点来发掘比较文学学科的精神实质。“他预言:‘比较文学如不严格置于人道的标准下来研究,将成为最微不足道的学科之一。’莱文之被授予白璧德比较文学教授,不仅是表示人们对白璧德的敬重,而且也是人道标准在哈佛得以延续的保证,尽管莱文对‘人道’一字的理解与白璧德所赋予该字的特殊意义有所不同。‘人道主义’的确切含义正是教堂山大会的议论中心,也仍然是今天比较文学中的问题。”[8]159韦勒克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试图超越方法论的层面,从本体论的学科精神上来认识比较文学的特质。在法国学派确立时,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都已经尝试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中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9],并把人文主义精神确立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艾田伯努力调和美法学派的争论,提出历史的批评与审美的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论。韦勒克也希望借助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精神来对抗法国学派仅注重文学研究科学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比较文学十字路口的方向之探中,比较文学受到理论化大潮的冲击,热衷于各种空洞的理论,逐渐远离文学文本的批评与文学现象的判断,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长的奥尔德里奇在《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美学》论文中重申比较文学人文性的精神原则。[10]因此,从美法学者的共同追求看来,人文主义不失为解决比较文学现实问题的精神基础。正如陈思和所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必须是文学,这样它才紧紧联结到人类生命内核的同一性之上。通过对于人类不同民族、文化甚至个体生命的差异现象的比较和展示,最终是为了一个严肃的使命:在更高的生命层面上探索和了解人类相通、世界和谐的途径。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比较文学学科的人文主义精神基础。”[9]总之,面对全球化大数据时代的背景,文化多元化与文学泛化,比较文学作为具有跨越性的开放学科,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新的问题。比较文学与文学密切相关,比较文学的研究始于文学并终于文学。文学探索人类共同命运,追求生命终极价值成为其本质目标,这也最终成为比较文学解决各种矛盾的精神支柱。

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之间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接近尾声,十年的“比较文学危机之争”使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两派学者在争论过程中逐渐调和彼此的矛盾,自我反思,取长补短,并且融合了对方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共同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美法学派之间的争论不仅意味着学派之间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与超越,也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自我超越。因为“自我总是自我的超越性存在,这种超越性存在恰恰来自于自我的相对性或自相差异性,即他者。这也就意味着:正是自我的相对性、他者性构成了自我的实在性、超越性,而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也就是自我的相对性和自我的超越性之间的反思和对话。通过这种反思性对话,自我超越自身而升华为更高的自我”[1]。

[8]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李清良.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99-106.

谢弗勒预测比较文学未来发展时说:“比较学家的伦理是一种不断发现的伦理——是否应该说是一种探险精神?比较学研究是没有藩篱的,而入地狱也绝对不会是他人!如果说比较学有雄心的话,那就是努力对珍惜人类精神的各种表现的人道主义的一种现代形式做出贡献。如果提醒人们说民族主义、排斥异己、种族主义——仅提这三种无时不在的威胁——往往起源于只有无知才能解释的对别人的蔑视,这能说是荒谬的吗?在今天人道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乐于发现一切文化的价值,而文学可以特别让人们去接触这些价值。我们也许正在看到全球性(总算是)人道主义的曙光……比较学者是‘疆界的破坏者,他们在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岸之间架设桥梁’……架设桥梁,也就是承担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景的风险,比较学的实践不可能不破坏继承的观点和狭隘的信念。”[3]8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探险精神与比较研究的开放性有直接的关系,与其他学科不同,比较文学是没有藩篱的。这就需要比较文学研究者不断对新领域进行探索,也就意味着比较文学疆域的不断扩大。比较文学的跨越性,不断打破人们狭隘的观点,扩大文学研究者的视域。文学承载了文化的价值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比较文学研究者通过文学研究来认识文化的价值与人道主义精神。关注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助于消除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绪。事实上,谢弗勒回应了韦勒克等美国学者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正统思想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如何克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倾向,在于研究文学的人道主义,谢弗勒勾勒出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艾田伯是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不仅吸收了法国学派合理的理论主张,而且赞同美国学派的研究观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理论融合的可能。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明确指出,法国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涌现出了像巴塔庸这样一些思想解放的学者。他首先批评了法国学派的历史研究缺陷。他指出,法国的一些学者歪曲地将朗松的方法机械地运用到比较文学之中,忽视了历史研究只是文学研究、作品欣赏的先导。“而这些人头脑发热,竟然企图把文学研究甚至包括比较文学研究,都限制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伽列这样聪明的专家在去世前不久为基亚的《比较文学》所做的序言中就说了许多这样的糊涂话。”[2]23法国比较文学的正统观念把比较文学的性质看作文学史的一支,特别强调事实联系。因此,比较文学不太重视作品本身的价值。艾田伯强调:“作家、流派或者文学体裁之间事实联系并不能包括比较文学的全部内容。”[2]24至于批评派,艾田伯认为美国的韦勒克以及许多人是对的。“文学是人类加给自己自然语言的形式体系,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事实联系,而应该尝试探讨作品的价值,对价值进行判断……甚至可以参与提出价值……”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事实联系、作品的价值判断和参与提出价值。事实上,艾田伯的观点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艾田伯认为,如果只重视历史研究而不谈论文学、一般的文学、美学和修辞学,比较文学就注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他也批评了美国学派某些人因受到所谓的“纯批评或自命纯批评”的影响而拒绝“实证主义”。他说:“当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涉及纯粹美学的时候,我就不敢苟同了。”[2]33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历史和历史主义并非永远进步,也并非永远是反动美学。它将有利于我们建设这样一种比较文学,这种比较文学把历史方法和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把考据和文章分析结合起来,把社会学家的审慎和美学理论家的勇气结合起来,这样比较文学立时便可以找到正确的对象和合适的方法。”[2]28艾田伯致力于调和美法学派之间的矛盾,主张将历史的考证与批评和审美的思考结合起来,看似对立的两种方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他肯定了平行研究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文学的比较研究,即使是相互毫无影响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对于振兴今日的艺术也是有意义的”。他接受韦勒克的思想提出将比较文体学、比较格律学、意象的比较研究以及结构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同时提出了比较文学向比较诗学迈进的思想。因为美学上的成果都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演变中总结归纳而来的,并不是从思辨上推导出来的。因此,“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再维护严格局限于文学历史的比较文学的观点。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研究减弱了——但并未取消——对渊源、影响和成就的研究的重要性”[3]13。他仍然坚持法国学派传统的研究,认为各国的交流更加密切,每个国家都从其他国家的文学受益,于是设计了2050年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包括“法国实证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接触”“明治文学中的西方影响”等。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中与艾田伯最为相似的是韦斯坦因,他试图在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开篇就说:“我们愿意在自己限定的研究范围内取一条中间道路,即在法国学派的正统代表们(以梵第根、卡雷和基亚为主)所持的相当狭隘的概念和所谓的美国学派的阐释者们所持的较为宽泛的观点之间取中。”[4]1也就是说法国学派的正统观点相当狭隘,美国学派的观点又相对宽泛,二者之间他希望取其中。韦斯坦因力图寻找中间道路的目标让他分别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给予客观的评价。首先,他批评了法国学派的观点,如过多注重事实联系忽略文学性、把古代文学和中世纪文学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之外等。基于法国学派的各个学者侧重点的不同,他说,卡雷过多强调可以辨析与衡量的事实联系和影响,关注民族学和主题学方面的事实联系。这种研究已经不合时宜,或者需要补充。如果文学研究只是注重实际联系,就“降格为一种材料的堆砌,那就丧失了它的尊严,因为这样文学艺术品的美学价值就不再受到重视”[4]2。梵第根把比较文学关系的研究集中于17到19世纪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关系,而把古代和中世纪文学排除在外。而现在文学批评注重纯文学的研究,古代和中世纪文学理应被接纳到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来。他同意韦勒克的观点,认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是“伪文学的观念”。可以说,韦斯坦因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主张与美国学派的观点一脉相承。雷马克也曾在总结马隆、韦勒克、柏尔的观点之后认为,美国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使文学研究得以合理地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文学作品,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导致对那个作品的更好的理解(马隆)。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领域时兴的许多研究所探讨的都是文学的那些边缘问题,它们不是越来越接近文学艺术品,而是越来越背离它。这些研究被赐予文学‘外贸’的称号(韦勒克)。如果比较文学制定自己‘只触及每一国文学的外部边缘,而把其核心留给那些主要探讨一国文学的内部发展的学者’(柏尔),那么它实际上就会比许多对一国文学中作家、作品的研究还要保守,还要残缺不全。”[5]70也就是说,美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作品的研究,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理解文学作品。而法国学派过多探讨文学的“外贸”与边缘的问题而忽视了文学内部的研究。其次,他也认识到美国学派的研究过于宽泛的不足。“如果说,把比较文学仅仅限制在对‘事实联系’作孤立研究没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么,另一个极端——贬低事实联系,抬高纯类似的研究——在我看来则超越了科学所允许的正当目标。我原则上赞成雷马克的宽大胸怀,即‘法国人对文学研究“可靠性”的要求已经显得陈腐了,这个时代要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想象力’。但是我也想强调这种宽大胸怀的不足,即使冒被人称作叛逆的危险。考虑到这种追逐单纯平行类似已经存在和潜在的过头的情形,我们就不应该忘记巴尔登斯柏格的警告。”[4]5雷马克宽大的胸怀表现在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不仅将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纳入比较文学研究,作为“纯比较性的题目”,而且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纳入到比较文学的领域。尽管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做出界定,强调只有文学与其他学科处在两极之上,其他学科必须保持系统性的时候,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才能进行比较;但是,韦斯坦因认为:“在比较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时,浅薄比附的闸门常常会被冲开,文学史家或批评家常常会发现,他们对自己力图与文学作比较研究的学科并不很了解,缺乏这方面富有见解定义的第一手资料。雷马克建议把这一归属尚未确定的无人之地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完全是出于好心的假定,即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能够也必须分清实用的标准和系统的标准,换言之,‘我们必须明确,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只有在这种比较是系统的,同时对文学之外的那一学科的研究也是系统的时候,才能算是‘比较文学’。然而雷马克所引的一些例子说明,这种观点在方法上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它们的代表人物中没有一个是赞成这一观点的。”[4]24-25美法学派在跨学科研究上仍然持否定态度。雷马克的理论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变得十分宽泛,有失去边界的危险。一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失去独特性,这门学科也就面临消亡的危机。因此,韦斯坦因认为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必须遵循科学客观的原则,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应该刻意贬低法国学派研究的成就,也不应该有意抬高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中类似研究的地位。针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自的不足,韦斯坦因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放弃坚实的基础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方法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限制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与边界有助于克服雷马克等美国学者审美批评带有强烈主观性与想象的倾向;至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应该包括影响和接受两个阶段,在影响的阶段应该关注文学相互交往中已经存在的事实联系,在接受的阶段可以考虑更广泛的作家、环境、文化传统因素等外围的联系。这就将审美批评完美地融入影响研究的内部。至于影响的关系,他认为应该包括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韦斯坦因的‘中道’,并非简单地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思想的调和,而是一种宝贵的多元思想,多元意味着尊重事实、尊重自我和他者的个性和差异,在最大程度上充分理解他者的历史存在及其发展的合理性,并且将其纳入学术视野,将彼此的学术价值发挥到最大价值。”[6]在美法学派十年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文学学科在不断发展变化,双方在认识到彼此的不足之后,努力探寻比较文学发展方向。最终,正如谢弗勒在《比较文学》中所说:“这场争论现已平息,或者说已过时。”[3]12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探索比较文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之精神基础。